昔日“八百壮士”保密70载 一生贫困却知足常乐

土眼铁睛二五嘴

　   王文川　性别：男籍贯：安徽寿县

　　终年：91岁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时间：2009年12月7日

　　生前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北官厅胡同

　　生前身份：退休工人

　　- 亲人寄语

　　老爸，你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不问儿女们一声同意吗？我们知道你要去天堂找你的团长你的团，知道你受尽了人间的苦和痛。下辈子，您还做父亲，我们还做您的儿女吧。———儿女

　　- 逝者其人

　　1933年 加入国民革命军。1937年淞沪会战中任机枪手。

　　1937年10月 随谢晋元团长撤入上海四行仓库据守，将士们被称为“八百壮士”。坚守数日后撤入租界。

　　1937年11月 四行仓库孤军被英租界当局监禁在上海胶州路孤军营。

　　“珍珠港事件”后 日军开进英租界，将四行仓库孤军分批押往江浙和南方服苦役，王文川被日军押往安徽芜湖一煤场抬煤。

　　1943年春 逃出后回到重庆陆军散兵收容总部，被提拔为少尉。

　　1946年 被调往北平陆军总医院，任后勤军需官。在医院任职期间，结婚成家，并育有1子4女。

　　1949年 北京和平解放后，医院被收编，王文川成为一名普通百姓。

　　1954年 进入北京轴承厂工作，后因病离职。

　　“文革”期间 受到冲击并罹患脑血栓，直到2007年淞沪会战70周年，其身份才被公众知晓。

　　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名头响当当，他曾如电影《集结号》中的人物，是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豁出命抗日的英雄。

　　这个秘密，他却对家人隐瞒了70年。

　　2009年12月7日凌晨，“八百壮士”最后两位在世者之一的王文川老人辞世。在身份被确认的两年后，王文川用军人的坚毅和病魔抗争到最后一刻，怀着未赶上2005年国家为抗日英雄颁发抗战胜利60周年奖章的遗憾，撒手人寰。

　　历史 抽屉里锁着的秘密

　　儿女们都不知道，客厅书桌的小抽屉，锁着王文川一个秘密。2007年2月7日，王文川的夫人去世，儿女们后来打开书桌抽屉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父亲身着“国军军装”，但军装部分已被剪去，只残留一点黄色领章的痕迹。

　　“我是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的重机枪手。”尽管已过去了70年，再次提起那场坚守战时，大女儿王秀英清楚地记得，当时89岁高龄的父亲一口气说出了他的部队番号。一段尘封的记忆，在儿女们面前逐渐展开。

　　为了吃口饭，王文川15岁就当了兵。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前，王文川所在的部队被调往上海。在抗击日军的淞沪抗战中，国民*军队节节败退，王文川所在的团奉命死守闸北，在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指挥下，1个机枪连，3个步兵连，共420人留下坚守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退。隔着苏州河，租界里的民众为这支视死如归的部队呐喊鼓劲。

　　当时，王文川镇守在一楼。

　　“当时说八百是为了壮大声势，其实没那么多人。”王秀英说。在他们记忆里，这些历史的场面都是在电影《八百壮士》中看到的，却压根没想到，泛黄的照片中，还能找到父亲当年的影子。

　　在王文川90岁时的一段采访录像中，他抬起了双手，嘴里发出“嗒嗒嗒”的声响，仿佛自己又握上了那挺德国人制造的“马克沁”重机枪。

　　“他在纪念馆看到各种武器眼睛都发亮。”大儿子王家宾说，父亲一眼就认出了他拿过的那种重机枪，说现在他还能拆。

　　“要上再打仗，你还上战场吗？”“去。”

　　“还扛枪吗？”“扛。”

　　王秀英笑着提起了这段父亲接受采访时的对话。她记得父亲此后常常说，军令如山倒，人在仓库在，人亡仓库亡。他还经常哼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二女儿王秀荣说，父亲总认为，那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做的事。

　　在王文川的心里，谢团长才是永远的英雄。在采访录像中，回忆起1941年谢晋元在孤军营中被曾经的4名战友刺杀身亡时，王文川再也说不下去，眼泪顺着皱纹流了满面。

　　经历 “文革”被整不敢提当年

　　为何王文川对这段历史闭口不谈，还要剪去照片中的军装？儿女们也只是略知一点。

　　因为曾是国民*军队的一名士兵，“文革”时期，王文川一直将这段历史深埋在心底，即便被迫写材料，也隐瞒了许多秘密。谢晋元颁发给他的很多奖章，王文川也在“文革”期间偷偷砸碎、掩埋了。

　　王秀英说，即使对儿女，他也闭口不谈。

　　“那时我们被定为"旧军人"。”大儿子王家宾回忆，“文革”期间，父亲在工厂总是干最脏最累的活，被年轻小伙子使唤，回到家他就闷着头抽烟。那时已经中专毕业的王家宾总是帮父亲写交代材料。

　　性格内向的王文川不想辩解，他只能和家人说“我打日本鬼子到底错在哪儿了？”儿女们只知道，父亲曾是位“国军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

　　“文革”期间因受到冲击，1972年王文川罹患脑血栓，下半身瘫痪，此后与轮椅相伴30余载。

　　王秀英说，直到2007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找来时，他还吃不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存在抵触情绪。“找我来干吗？还要我说什么？”这是2007年王文川对沈馆长说的第一句话。

　　因为沈建中的到来，王文川的身份正式被确认。家人才知道，父亲的名字，出现在谢晋元团长留下的日记里，父亲是抗日英雄。王秀英说，当时他们都抱着父亲哭了。

　　因为身份被确认是2007年，王文川没有赶上2005年国家为抗日英雄颁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的时刻。“他多次提到这件事，在老爸看来，这个奖章，是对他过去的肯定。”王秀英说，尽管她曾努力为父亲争取，但最终成为了父亲的遗憾。

　　脾气 军人作风“苦”了众儿女

　　王文川一直保留着军人和家长作风，“不管对错，都是他说了算。”儿子王家宾笑着说，那时父亲的教育方法，可苦了他们。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方式不太好。

　　专制、固执、脾气暴躁、我行我素，儿女们如此形容生活中的父亲王文川。王家宾说，他会打母亲，也打孩子，用传统的方式来管教儿女。

　　王文川一直记得，在退离四行仓库，被困孤军营时，谢晋元团长教导他们，要对人有礼貌。他在教育子女时，也要求子女来去都得和大人打招呼，路上碰到他不能不理，“但他不理你可以”。吃饭必须坐着吃，不能端着饭碗站着，不准说话。

　　儿女们回忆，父亲要吃什么东西，必须马上给做，不然他就掀东西。王家宾说，儿女要不如他的意，他还会急得骂“混蛋王八蛋、臭流氓”，可是他坚决不允许儿女们骂脏话。

　　女儿不准喝酒，睡觉不让打呼噜，因为他认为打呼噜不文明。身材有些发福的王秀荣觉得这一条规定最不可理喻，“这打呼噜我还真管不住自己。”为这事，她没少挨父亲说。

　　王文川还教导子女，人要注重脸皮，衣服必须穿戴整齐了，不能披着敞着，鞋要掸干净了，衣服不能有油点子。

　　爱好 孤军营中学会吹口琴

　　“可爱美了。”王秀荣说，父亲左胸口的口袋里，总揣着一面小镜子，没事就爱照照。

　　“他在世时觉得他挺厉害的。”王秀英说，直到父亲走了，她才发觉父亲有多可爱。

　　虽然小时候家里苦，没机会上学，但被困孤军营时，王文川跟着谢晋元团长，学习了不少文化知识，还学会了打网球、篮球等。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不少英语单词，王秀英说，孙子学英语时，他还能教着数数，会说“football”、“basketball”。

　　在孤军营里，王文川还学会了吹口琴。去世前，儿女们每天都会推着他去南小街公园，一天去两次，带点面包屑去池塘边喂小鱼，在池塘边吹上一曲上世纪30年代流行歌曲《送情郎》，王秀荣说，这是父亲当年被关在“八百壮士”孤军营里跟战友们学会的。

　　但王文川不喜欢小公园里跳舞的人，王秀荣说，老人还保留着传统的思想，认为去跳舞就是犯大错，他头脑里的跳舞就如同去当年上海的歌舞厅一般。

　　临终 一生贫困却知足常乐

　　今年，因为胆管结石，王文川住院了。“给我一刀，把石头剜出来。”病床上，老人仍不改军人脾性。

　　邻床的患者因疼痛呻吟时，痛得浑身已湿透的王文川紧紧咬住下嘴唇，双手紧握病床旁的扶手不吭一声，王秀英看到了父亲嘴唇上咬出的鲜血。至死，王文川都这么咬着嘴唇，忍着疼痛。医护人员都评价他，不愧是一个当过军人的老头。

　　王秀英说，其实，父亲的一生过得并不好。到2007年他的退休月工资才900元，临死前月工资才1400多元。他的日常生活开销、看病费用都不够，最后住院的那段时间，很多医药费都是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志愿者们给捐助的。

　　子女们曾希望父亲向政府反映自己的困难，但父亲从来不认为自己生活有困难，“我没困难，要提你提去，那是你的困难。”他总用这句话堵住儿女们的嘴。“他总拿自己和牺牲的战友比，很知足。”

　　临走前3小时，疼痛加剧。王文川抓着儿女的手，抚摸着儿女的脸。王秀荣亲吻着父亲的脸，她知道，父亲舍不得他眼中的这群“小孩”。(王卡拉)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