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你所知道的北京和上海

举个栗子

· 刘晨茹 | 文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2013年，我从北京来到上海，感受到了上海与北京的分别。也因观察得以思考，写了《双城记——你所不知道的北京和上海》。这篇文章总结了一些现象，末尾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短期内，北京和上海，哪个城市会成为中国的代表？”

在上海生活两年后，我回到北京，从事和金融政策修订周边有关的工作。2018年回到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往返于北京和长三角之间，也感受政府和市场不同视角的交互。

七年过去，回过头来看2013年的这篇文章末尾的这句话，似乎有了些答案：

这些年，上海（长三角）和深圳（珠三角）代表的商业创新文化在强盛。这从人口的变化以及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可以看出；
最近四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等5个城市群人口持续流出；
上市公司方面，浙江、广东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省份；
有趣的是，今年秦朔老师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调研地方政府，里面有宁波、湖州、苏州，甚至中部城市合肥，鲜有北方城市；
而今年民间金融领域两大智库CF40和CMW50的年会举办地，也都选择在上海。

在短期，北京和上海，哪个城市会成为中国的代表？延展开来，左右这些变化的力量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今天这篇文章，试图从地理、政策、经济增长模式等角度做一些思考的分享。

地理环境：人口和经济的起源

人类文明起源的思想家戴蒙德的代表作叫《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系统性地记载了作者对于几万年以来东西方文明发展脉络的思考。其中，对于各个文明流域起源的研究是从地理环境开始的。

譬如，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亚文明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即“新月沃地”。而其中，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加上一些偶然因素，决定了欧亚大陆，而不是美洲大陆成为人类文明繁盛的地方。

关于这个的逻辑，用一句话不难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一方植物养一方动物和人。

这套地理决定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本身也可以部分成立。中国地理学界有一条“胡焕庸线”：以云南腾冲到黑龙江瑷珲（今黑河）画一条接近45度的斜线，斜线左上方为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右下为东南，人口稠密。

这条线同时也是中国农业分布线：东南36%的土地，养活了全国96%的人口。地理环境（地形、温度、土壤条件等）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发展农业。而人口的密度，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条件（港口，河道），决定商业是否能够孕育。

因此，尽管历史上，中部的晋商、徽商曾名噪一时，但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及香港转口贸易繁盛以来，以港口作为国际贸易经济引擎的上海和香港，成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源地。

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稠密，也离市场更近。无论从招工和运输的角度，都比中西部地区更适合发展商业。

与之相似但又不同的是，中国北部沿海地区，虽然也有港口，但因为温度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未能发展出与东南沿海一带相比拟的经济带。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三省、山东曾经承载了许多苏俄、日本、德国遗留下来的重工业。离油气资源更近的东北和山东，适合发展重工业。

但是，随着中国和苏联的交恶，油气资源开发完毕，东北工业的优势逐渐褪去。而寒冷的气候，较差的地缘关系等劣势开始显现——毕竟，在200年前，那个地区依然是人迹罕至的关东，气候寒冷，一年只容纳一季粮食。

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但是，16年过去了，似乎依然没有太多效果。东北三省GDP增速连续全国倒数，年轻人持续流出。东北的劳动力持续流入至北京、海南，甚至云南。

事实上，从政策上来说，东北颇为受中央优待，但是经济规律似乎不可违背。气候等的天然条件不是一个简单的振兴政策可以解决的。也许，从气候和贸易条件来说，东北本来就不应该容纳这么多人口。

和东北和山东不同的是，长三角的浙江，除了气候宜人，人口众多，在建国初期，工业基础和东北、山东相比并无优势。没有重工业的基础，也没有丰富的天然矿产资源。但正是这点“先天不足”，让人口众多气候好的浙江成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人天然有依水而居的习惯，丰富的水资源和温暖的气候带来发达的农业，好的农业养育了更多的人口。足够的人口密度是工商业的基础。在这点上，正如“胡焕庸线”所画，中国的南方地区有天然优势。

唐汉时代，中国的人口聚集地还在中原。但随着南部森林被砍伐，气温及降雨的优势开始凸显。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口和经济开始南迁。长三角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中国国门打开以来，中国经济脉络集大成者是上海。上海，是因商业文明而诞生的一所大都市。如果你从纽约飞往上海，可以看到近海上装满集装箱的船只络绎不绝；站在黄浦江两岸，大都市彻夜的灯火照耀下，黄浦江像生物的主动脉一样，把国际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

城市的起源？商业还是军事？

无论是海洋文明还是农业文明，商业和军事都是城市产生的两大因素。因为商业产生的城市代表除了上海，还有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和新加坡。

这些城市通常处于航运的交汇点，也拥有深水港口。纽约是欧洲登陆美洲距离最近的一个深水港，新加坡则位于马六甲海峡。

除去商业因素，中国有一些因军事而立的城市，譬如天津、贵州镇远。而北京的定都，也主要源于军事而非商业目的。

国防等公共服务是国家机器产生的原因。这也是中央政府存在的意义所在。因此，首都地理位置的选择，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而究其细节来看，两类城市的城市建设，因起源的不同也呈现不同的形态。以北京上海为例：

• 北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大气恢宏，但似乎不如上海便利。长安街沿岸彰显大国风范，但因为交通管制以及其他因素，不利于行人以及车辆通行。
• 在上海，尤其浦西老城则顺畅许多，高架桥的主干道下，小街道似毛细血管密布。这使得上海每平方公里虽比北京容纳更多人口，但运转却更为通畅，效率也更高。
  

许多人常批评北京城市建设和规划不合理，工作生活不便利。但究其本源，北京的“老城”紫禁城，就不是一个以“便利”作为设计初衷的城市。

紫禁城内石头密布，颇为森严，建筑物讲究对称，棱角分明。这其中，似乎更是为了一种仪式感，而非让居住的人感到舒服。

一百多年前，帝王时期文武百官上朝，需要凌晨起来步行至皇城，其中辛苦不多言说。而被朝拜的皇帝本身，居住在宽阔但冰冷的朝堂之内，可能也未必觉得舒适。

如今的北京城是在当初老城上建设而来的，同样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商业目的。建筑物外表大气恢宏，道路横直宽阔。但细算来看，实为“浪费资源”，这其中设计的代表，便是矗立在黄金地段的国贸，占地颇多但实用一般的央视大楼（但央视裙楼比起紫禁城，这种浪费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只是，如果坚持浪费了一千年，也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这和庙宇、奢侈品等是一个原理：心理上的震慑大于实际的应用。维系一个机构的权威，分配资源的权利，需要这种“浪费”带来的仪式感。

因此，在北京居住的居民（政府工作人员、科研院所、央企事业单位）在享受了权威所带来转移支付好处的同时，也要承受这带来的不便利。

长安街不期而遇的交通管控让你猝不及防，可以预期的上下班拥堵锻炼人的耐心。除去北京自身，周边的省份，也需要为维护这种权威付出代价。比如为了呈现北京APEC蓝，周边省份要停止煤气燃烧，彻查环保。这些，都是维系国家机器的隐形成本。

经济增长模式：投资主导还是效率主导

铺垫了许多背景知识，回到这篇文章开头的问题：在短期，北京和上海，哪个城市会成为中国的代表？

从过去四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上海代表的长三角，从经济的角度确实胜于北京。这数据变化的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的天然优势，使得上海相比北京从先天角度更适合发展经济。那为什么是在过去的四年呈现加速趋势？从现在放眼未来四年，甚至十年，新的趋势又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该怎么走？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也拥有世界上历时最长、最复杂的中央大政府。因此，要理解中国经济，需要理解两股力量：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

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之手代表效率，政府之手代表公平以及在市场失灵时的调节。而在中国，政府之手不仅仅代表公平，同时，也有对于经济发展思路的不同理解以及权力的博弈。

吴敬琏先生有一本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是制定“十一五”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这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是要走苏联以投资为主导的重工业发展之路，还是以科技和效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如果从金融资金配置的角度，就是发展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还是发展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

从建设用地规划来看，就是加大对东部发达城市建设用地批复，还是用人为调节的方式引导中西部建设新城；

从地理和区域经济的角度去看，就是，是要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中西部，还是遵循市场的选择，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经济？

如今，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深圳四十周年、浦东三十周年庆典，这些现象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在向效率方向靠拢。

但是，正如吴老先生在书中前言中所写：“虽然党政领导三令五申，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步履维艰？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模式。”

以投资为代表的增长模式固化成为习惯，而习惯则使得一件事情的改变变得粘滞，茅台的万亿市值，便是这种威权主义的产物，背后，则是以投资和资源分配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投射在人际交往上的影子。

当然，如今茅台在贵州债台高筑之时有了新的使命，这也是另一种含义的“劫富济贫”。

与威权主义地方政府不同的是，以深圳、杭州、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服务型政府，则让地方经济展现了持续的生命力。

与一些区域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同的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这些城市变得开放，苏州工业园也继承了新加坡精英型服务型小政府的模式。

如今，这些地方的企业，在软件、半导体等依靠人的智力，而非土地矿产等资源的行业得以发展。人的集聚产生更大的城市智力规模效应。因此，企业家精神和智力资源是地方政府要争夺的新型资源。而企业家也和服务型地方政府建立新型的共生关系。

于是，腾讯公开表示，这些年的发展要感谢深圳。而阿里能如此蓬勃，也离不开杭州市政府的支持。

土地、海洋、矿产等资源带不走，人可以用脚投票。地方保护主义在以人为本、以效率为优先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下百害而无一利。这使得地方政府要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要有所成绩，必须转变自身观念。

公平和效率：各自的边界在哪里？

在改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从事养老金研究的朋友在一次北京的聚会上给我们讲一个经历。

有一年冬天，北京大雪。他下飞机后发现北京几乎没有一辆出租车。甚至坐地铁到东直门也打不到。而同样事情如果发生在上海，出租车会更多，因为上海的哥会知道大雪天打车的人会更多。这让他体会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

同样类似的事情我也曾经体会过。有一年冬天晚上，我在金融街威斯汀酒店门口排队打车。排到我时，有两个醉醺醺的男同学绕过我，趴在出租车门口，用港腔对的士师傅说：“师傅让我们先上，给你500块。”

结果出租车师傅用北京腔大声说：“给多少钱都不让你上，姑娘，上车。”

后来路上师傅还给我解释说，有钱就了不起吗？万一这两个人吐他一车怎么办？

公平和效率，这是关于选择的哲学命题。

近期，马云老师在上海的演讲给阿里和蚂蚁带来了一次麻烦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高水平的争论。而其中，花呗和借呗的贷款性质，也引发对于商业伦理的质问。

尽管，蚂蚁在金融风险和伦理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得不限制的隐患。但不可否认的是，蚂蚁集团对于搅动中国银行体系这个慵懒的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支付宝体系由下至上的创新，以及以杭州为实验的政务数字化实验，是银行需要学习的对象。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推动蚂蚁不断推出新的创新以带来增长机会。而这一次，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为初衷的政策的出台，也让北京做出了选择。这背后，也是保护弱者的一种执政本能。

这一次经典的博弈案例，也是鼓励科技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以“天下大同”为执政终极目标的儒家精神的一次对弈。

如果，过去对于蚂蚁在突破规则上创新的宽容，是政府对于科技和创新的鼓励。而在上市前做出决定，也是遵循了执政的本意。

但是，北京圆明园中破落的大水法，是“落后就要挨打”的伤疤。一百多年的耻辱也不会让经济增长从此停滞，所谓的公平，也要实现高水平的公平，而非五十年前的普遍穷困。

效率，还是未来要追求的主题。正如陆铭教授在《大国大城》中所写：“当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经济的实现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在讲究效率的国际分工中，有更低人力成本的东南亚便会取代你。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效率优先的经济体，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双引擎。而代表中国千年儒家精神的北京，也会在政务、文化和科技研究领域，发挥应有的价值。

落实到个人，未来十年，你的发展主题是什么？想清楚，就可以在这两个城市中做出选择。

结语：双城记——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

七年前，因《双城记——你所不知道的北京和上海》一文，有幸与秦老师结识。七年以来，秦老师从一财离职创办秦朔朋友圈，我则往返于北京和上海。

秦老师对“不忘初心”的诠释和行动，推动商业文明的见识和执着潜移默化影响着晚辈。每个人因循自身专业专长，积淀积累，可以在不同领域做出成绩，但无论是写作，还是投资，都是大时代下个体世界观、价值观的投射和表达。这种表达要顺应主旋律的大潮，才能和时代共舞。

此外，本文的一些思考得益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张险峰教授以及喜马拉雅资本潘胤瑾先生的启发。也以此文中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祝秦朔朋友圈五周年快乐！

「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