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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情绪的扰动，或许能从勒庞的《乌合之众》中找到些许答案。孔飞力先平铺直叙了叫魂案上达天听前的若干零星碎案，并埋下伏笔，称公众的情绪已经被点燃，为之后星星之火聚成大案的不可收拾局面张本。 在描述暗流涌动的一面前，孔飞力先将外表富丽堂皇的乾隆盛世景象呈现在大家面前。发达的制造业、劳动力相对自由的流动，大环境欣欣向荣的背后，是否每个普通人都因此获益呢？未必。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环境的恶化，不少人成为了乞丐、流浪者、游方僧。 孔飞力提出一种解释叫魂案滥觞的假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加，人们对乞丐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但同时，孔飞力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 一、敏感的弘历皇帝 底层百姓遭遇各种熬煎的同时，弘历也必须应对官僚集团的集体腐败和汉化。叫魂案对于弘历内心最深层的触动，或许和八旗入关后推行的削发令不无干系。彼时，多尔衮强令削发，不惜将蓄发与谋反等同一体。对于涉及蓄发的谋反案，弘历谨慎应对；而在相对安全的文字狱中，他将先前的隐忍抛诸脑后，肆意发泄情绪。 弘历除了害怕汉化会使其王朝被推翻外，也担心八旗菁英会因汉化而腐败堕落。对于汉文化气息最浓郁醇厚的江南，弘历既妒且鄙。而这里，正是叫魂案的发源地。 二、民间对妖术的恐惧 从第四章开始，叫魂案的大幕徐徐拉开。山东巡抚富尼汉首先查拿此事。孔飞力解读《大清律例》，认为：社会普遍厌弃妖术，作为管理者和道德象征的皇帝更需对此警惕。 对妖术进一步解剖，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已把精神之灵“魂”与躯体之灵“魄”分开。“魂”与“阳”对应，“魄”与“阴”对应。将“魂”从活人身上分离十分容易，也可将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回来。“魂”可以通过自愿与非自愿两种手段与躯体分离。 为什么人们把敌意和恐惧投射到僧道和乞丐上、指责他们运用妖术呢？因为游方僧道参与葬礼等白事，又不从属于特定的社区，自然引起人们的恐惧；而乞丐的肮脏使人们对其产生距离，甚至认为乞丐本身便是不祥的。 三、两者共同铸成叫魂案 相比于富尼汉的积极，叫魂发源地江南地区的大员们却表现得不紧不慢。这或许已经预示着此事不过是因触动了皇帝内心阴私，而遭致过多的关注。弘历对督抚的悠闲从容十分愤怒，严厉斥责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永德。其他官员如河南巡抚阿思哈也因办事不力受到责骂。 终于，弘历将割辫与反清联系在一起，让地方大员实力清剿。当时也确有保安州人孙嘉谋借此机会发起传教活动。 之后的故事就平淡起来。各个督抚在焦虑皇帝的指挥下刑讯逼供，铸成一个个冤假错案。 等犯人被押解至京、由皇帝小舅子军机大臣傅恒亲审后，案件便真相大白：之前的叫魂阴谋都是由被惊恐的民人胡乱捉起来的外地人在官员的严刑逼供下胡乱编造出来的。但皇帝是没有错的，错误在于行省的官僚。 四、甩锅卸责 高晋等因玩忽职守被罚，一些官员由于滥刑逼供而被弹劾。 皇帝与官僚间的博弈是王朝常态。孔飞力提出：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在同一体制内长期互动，并不一定扞格不入，可能有和平之道。 平日里，官僚们的自我保护措施有：揣摩上司意图、阻碍弹劾、上下庇护。对于常规官僚制度失望的弘历试图通过特殊的考评制度更有效地控制官僚。 叫魂案中，官僚用以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被动摇，弘历得以直接摊牌：各省需严饬地方官、重申规范。官僚自然也进行抵制，采取统一步调、常规化等手段，希望把叫魂案变回日常公事。 叫魂案是一种紧急状况，但也为对官僚制度十分猜忌的弘历提供了出气口。害怕官僚常规化与汉化的弘历在叫魂案中发泄着他面对官僚制度时产生的挫折与不满。 五、最后的检讨 面对叫魂案，弘历的反应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既要清除反满意识，也要清除以江南为首的官僚体系恶习。 乾隆时期官场积习已深，若没有这种紧急案件，皇帝很难加强对官僚集团的掌控。 普通民众借案件清剿而报私怨，以“叫魂”罪名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唾手可得的权力。这种因经济停滞不前而产生的“受困扰社会”与“零和社会”相似：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官僚制度的特性可以阻挡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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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18 15: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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