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首位中国籍作家获此殊荣，可以想像，他所承受的压力。和绝大多数曾经的诺奖得主一样，莫言也陷入了“诺奖魔咒”——整整八年，他没有新小说面世。
不过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所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能阻止他。”2020年，距莫言夺得诺奖的巅峰时刻过去了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读者和铁粉终于等到了《晚熟的人》。十年蕴积，人事全新，这一次，那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回来了，依然根植于他所熟悉的乡土，但论及“讲故事”的方式，却焕然一新，他一口气讲出十二个故事，甚至把自己也编进故事里，用它们串联起真实与幻境，真真假假，难辨虚实，却又似乎与现实中的我们更加紧密、亲近。
“讲故事的人”开讲“自己”的故事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山东高密的东北乡，像福克纳书中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已然成了中国的文学地标，而它也是莫言用故事编织的文学幻境。
在这本蕴积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继续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了获得诺奖之后的经历与见闻。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同样延续了这一习惯。不过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幻，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
对于这一别出新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就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这一角色的介入而更接地气，更显亲近。
从记忆故旧到时代“新人” ，不变的是对现实的书写
“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这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曾经给予莫言的颁奖辞，也正是他的十一部长篇、百余部中短篇小说所共有的创作特征：他所融汇的真实与想像的故事，穿越时空，不仅停留于过去，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更能延伸共情至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这次停滞八年的出手，也是同样。《左镰》中，有打铁三兄弟的少年长成：“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斗士》中那个叫武功的人似曾相识：“母亲说武功亲口对她说过，某年某月某日，他用农药浸泡过的馒头毒死了方明德大儿子家猪圈里那头三百多斤重的大肥猪。某年某月某夜，他手持镰刀，将黄耗子家那一亩长势喜人的玉米，统统地拦腰砍断。某年某月某夜，王登科家那一大垛玉米秸秆，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也是武功干的。……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而不同于以往所有作品的是，莫言还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网络“大咖”高参深谙互联网之道，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小说中的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像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一去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坦言：“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中不变的还是那个现实世界的“说书人”。
“闭关”八年，他一直在为创作做准备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幽默松弛，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获奖后的五年中，莫言去过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整整一年，他甚至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莫言的应该进去。”或许从《晚熟的人》开始，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能够让莫言重新出发。
| 
发表于 2020-8-2 10:07:11
变色卡
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