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的司徒雷登

langfan

1918年，司徒雷登奉长老会“创办一所综合型大学”之命赴北平筹措建校事宜，燕京大学的前身是“汇文”及“协和”两所原本不相往来的私立大学，为尽快建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最终撮合成了大学合并事宜。

司徒雷登191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后改任校务长（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按规章，校长一职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由中国董事占多数。以前的董事会激烈反对，司徒雷登费了不少工夫说服他们。对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赞成，他由校长转任校务长。）；他为燕京大学提出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9字校训。

为解决择新址扩建校园的资金困难，自1922年到1937年的15年间，司徒雷登往返美国10次，募集到360万美元的建校资金。为购买清华园西边属于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人土地，他赴陕西晋见陈大帅，说服陈大帅以6万元低价将该地块卖给燕京大学，陈树藩在成交后将土地款的三分之一划为燕京大学的“奖学基金”。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主要来自教会。司徒雷登意识到若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无法生存发展；只有教育政策能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对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宗教课程，司徒雷登完全赞成。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授教师不必信教；中外教师同工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则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名震华夏的大学者，知名者如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张东荪、费孝通、顾颉刚、吴宓、钱穆、萧公权、周作人、冯友兰、张友渔及埃德加·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

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已全部捐作公益教育基金，声明遗产中的一部分要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须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共同执行。司徒雷登却设法成功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还设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联合，司徒雷登兴奋地表示：“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数不超过10000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合计超过了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知名者如驻英战地记者兼作家萧乾）有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1949年初，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迁广州办公，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驻华大使馆陆续南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不为所动，4月23日南京易主后，他留在南京使馆中继续办公，并设法托中间人与新政权的高层联络，得到了“欢迎北上参观作客”之邀请。94天后，在美国政府的催促下，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司徒雷登于8月2日飞离大陆去了日本；8月8日，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遭到了国务院的问责追究及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多番调查，之后则长期卧病不起。1962年9月19日因病与世长辞于华盛顿。

生前发誓自己百年后一定要与已安葬在燕京大学内的爱妻合葬在中国土地上的司徒雷登到2008年11月17日，在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前大使忠心耿耿的老秘书、燕京大学校友及浙江省有关部门的关心联络与协助下归葬在自己的出生地杭州余杭半山镇，与爱妻南北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