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儿

举个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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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的被收养儿童都经历了寻找自我身份的艰难过程。 对于亚洲人来说，由于基因、文化与西方的显着差异，这个过程会更加复杂。

中国弃婴被美国家庭收养

对于摄影师韩猛来说，开始拍摄“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儿”的计划纯属偶然。 两年前的春天，她离开中国，来到蒙大拿州求学。 这里是美国的大西北部——白人多、亚洲人少的地区。 由于语言和乡愁的双重作用，韩猛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格格不入，颇为孤独。 有一次，在系里一位老师举办的聚会上，出现了几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黑头发黑眼睛。 韩萌眼睛一亮，以为自己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同胞，但很快她就发现，他们只会说英语，而他身后站着的是他金发碧眼的父母。

“他们来自中国，但很小的时候就被不同肤色的美国父母从孤儿院收养了。现在他们不会说中文了。”

这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韩猛的好奇。 当她在《新京报》担任摄影师时，她曾探访过国内的孤儿院。  “里面的条件通常非常糟糕。” 但离开物质落后的环境，来到“玩具丰富的美丽家园”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先经历了被父母抛弃，进而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冲突——他们在新环境中的感受如何？ 你曾经被孤立过吗？ 你会感到孤独吗？ 他们还会感到与中国有联系吗？ 想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吗？ 他们被收养时还很年轻，但文化冲突可能会持续甚至加剧——他们的童年会比普通孩子更加动荡，会不会更不快乐？

这些问号促使韩萌开始了拍摄。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她在10个州找到了30多个这样的家庭，写了“4000多封联系邮件”，最终拍摄了20个家庭的照片，19000多张照片，录制了200多个视频。  2015年底，《纽约时报Lens》网站刊登了韩萌作品《在美国被领养的中国人》中的25张照片，韩萌成为第一个作品被Lens领养的中国女摄影师。

“我想对图像去标签，不想刻意拍摄太明显的符号：旗帜、地标等，甚至刻意避开它们。” 韩猛告诉《人物》记者，“我想从老百姓身上发现故事，关心他们的生活。” 她专门为此购买了35毫米定焦镜头，因为这是“不侵犯主体的视角”。 她一直用这个镜头拍摄了20个家庭和35个中国孩子。 我慢慢发现，即使语言不够好也没关系，“情感真的是相通的”。

韩萌在国内学习了两年社会学，但在制作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她“常常觉得不够”，“因为跨国收养涉及到太多问题：中国的政策、中美文化、价值观等”。 、种族和身份。 一方面，她希望抛开政治因素甚至文化因素，直接看到这个群体中个体的诉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几乎每一次采访中，每个家庭都会哭泣——大人、孩子。他们的反应是如此令人震惊，作为一名摄影师，她知道“情感上最敏感的部分在哪里”，但她不想最终得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报道。

“我希望站在故事的中心，看到这些生活被改变的孩子们的生活。”韩蒙告诉《人物》杂志。 她六个月前回到中国，但仍与20个美国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 故事还没有结束。 韩萌希望找到更多的家庭，扩大多样性的广度——她采访的对象包括犹太家庭、非裔家庭、单亲妈妈等，她也希望看到更多，比如亚裔家庭，比如有没有同性恋家庭收养孩子。中国孩子？ 还有地域扩张：她之前的采访更多集中在美国比较开放的东西海岸，她希望能更深入地深入到“比较保守的地区，美国那些纯白人社会”。

▲ 弗吉尼亚州的早晨，来自新疆的加比和父亲马蒂一起晨跑

双胞胎姐妹，一位在美国，一位在挪威

也许跨国收养这一不容易的行为中最美丽的案例是双胞胎姐妹米娅和亚历山德拉的故事。  2004年之前，米娅和亚历山德拉还没有得到自己的名字。 他们被亲生父母扔到长沙郊区的一座桥下。 他们还不到一岁，有着同样的大眼睛，还有一点黑茬。  ，挤进一个纸板箱里。 与此同时，他们后来的父母，来自美国的Andy & Angela Hansen和来自挪威的Wenche & Sigmund Hauglum也在等待：首先通过本国的海外收养机构生下孩子。 他们的名字被列入负责外国收养工作的中国儿童福利收养中心的长长等候名单上。 大约九个月后，他们被“分配”给各自的孩子：米娅分配给汉森一家，亚历克斯分配给豪格拉姆一家。 桑德拉. 然而，这些家庭从中国收到的文件都没有提到他们即将收养的女婴是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

他们甚至不会见面。 由于备案延误，豪格拉姆夫妇在长沙又待了几天。 当他们抱着小亚历山德拉准备走出收养机构时，惊讶地发现汉森夫人抱着米娅。 两个小女孩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色格子裙。 这条裙子是豪格拉姆家族在挪威准备的，而汉森夫人却是前一天在长沙的一个路边摊买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两位母亲叹息完毕，才发现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两个小女孩，而不是红裙子。 并非所有双胞胎都长得很像，但米娅和亚历山德拉确实就像一个小洋娃娃和她的镜像。

▲ 两个小女孩穿着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红色格子裙，但比起红色格子裙，她们看起来更像两个女孩。

然而复杂漫长的收养手续已经办完，两个小女孩只能跟随新父母前往各自的国家。 临行前，两夫妻交换了所有联系方式，确保姐妹俩即使暂时不能在异地相聚，也不能失去联系。 当他们学会说话后，父母就开始帮他们打电话。  6岁时，汉森夫妇带着米娅来到挪威白雪皑皑的松恩峡湾。 这是两个小女孩多年来第一次分开。 第一次见面，打了那么多电话，交换了那么多礼物，甚至记住了彼此宠物的健康状况，他们都觉得有些尴尬，却又迫不及待地想要靠近对方。 亚历山德拉会说挪威语，但英语不太好。 当她难以表达自己的时候，她会温柔地看着米娅，羞涩地微笑。 直到米娅离开，她把米娅每天睡觉的婴儿床做了一遍，并不断地问妈妈：“米娅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她将Hello Kitty枕头竖直放置。

2013年，米娅和亚历山德拉的故事出现在挪威纪录片《双胞胎姐妹》中。 他们都快10岁了，看上去都精力充沛，很适应各自的生活。 而他们的父母，片中的四个配角，几乎是你见过的最善良、最支持的父母。 她们无条件地爱她们，并深刻理解她们对远方姐妹的需要。 米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绿树成荫的郊区，她非常忙碌，她参加体育比赛、学习演奏乐器，而且无论去哪里都开着汽车，因为她的母亲担心她的安全。 亚历山德拉居住的童话般的村庄只有200多人。 她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 圣诞节的时候，她必须砍掉自己的圣诞树，而且每年她都要滑雪上学几个月。 这对双胞胎姐妹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外表和气质却惊人的相似。 他们彼此坚定地信任并想念对方。 毫无疑问，这已经形成了共生关系。 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那部闪烁的电影《生命之花》中所描绘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真的难受了，那么她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 12岁时，他们真的一拍即合——出生时就见过面，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中国娃娃

毫无疑问，亚裔尤其是华裔儿童已成为跨国收养最受欢迎的选择。  1999年至2009年，中国是世界上跨国收养儿童最多的国家。 仅在2005年的高峰期，就有超过14,000名儿童在海外被收养。 其中，美国是最大的接收国。

中国于1992年正式开放涉外收养。1996年，民政部中国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成立，负责涉外收养资格审核和协调服务。 根据该中心提供的累计数据，截至2015年，中国至少有13万名儿童被送养。 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综合影响，我国弃婴（尤其是女婴）数量巨大，福利院等机构不得不寻找解决日益增长的孤儿和残疾儿童问题的方法。 问题。

在中国开放涉外收养之前，韩国孤儿如今扮演着“中国孩子”的角色。 美国人大规模收养韩国儿童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 当时的韩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离婚率和少女怀孕率上升。 工人阶级的贫困单亲母亲无法与孩子一起生活。 收养市场开始出现。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收养已经成为一项相当大的生意。  1985年最高峰时，平均每天有24名儿童被送出国。 由于其高效的系统不断送出健康的孩子，韩国甚至获得了“收养计划领先者”的模糊声誉。

如今，经济环境和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的逐步放开）正在使中国的孤儿数量逐年减少。  2014年，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数量为2040人，不到高峰年的三分之一，但仍占美国海外收养儿童的五分之二以上。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更加鼓励国内收养的态度。  2006年，湖南衡阳一家福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从人贩子那里“购买”婴儿，以寻求更多的跨国收养捐款。 他最终被指控犯有人口贩卖罪。 这一事件对中国跨国收养造成了沉重打击。

也是在这一年，《海牙公约》（《保护儿童及跨国收养方面合作公约》）在中国生效。 其中一项原则是“在充分考虑将孩子安置在原籍国的可能性后，再确认跨国收养”。  “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国内收养将被优先考虑。  2007年，中国提高了外国人收养申请人的准入门槛，经济、教育背景、婚姻状况的高标准成为因素。  2005年，跨国收养一度占我国所有收养登记的25%以上，但到2014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0%以下。

《美国之音》曾报道分析，美国收养家庭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首选，部分是因为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美国人聪明、勤劳、乖巧的印象，以及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但中国儿童服务国际（CCAI）创始人钟辉表示，中国“方便、廉价”的收养制度对美国夫妇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约为5000美元，其中3000美元直接捐赠给孩子之前所在的孤儿院。 收养人可以获得发票和荣誉证书。 所有剩余的处理费约为 2,000 美元。 当他们的名字进入中国收养人候选名单后，他们需要经过大约一年半的等待期，才能收到来自中国的孩子的照片和档案。 当然，随着我国跨国收养率的下降和难度的增加，等待期也逐渐变成了3年甚至5年。 最新的情况是，如果勾选“愿意接受可康复残疾儿童”——等待时间可能会减少一半。 此外，中国收养中心要求收养人必须亲自来中国办理收养手续，然后才能将孩子带回国。 来华手续非常高效，短则三至五天，长则不到10天。 最让养父母感到满足的是，到达后一两天内，他们就可以参观孤儿院，见到他们日夜思念的孩子们。

对于愿意收养的美国父母来说，中国的收养要求并不是负担。  “他们甚至喜欢中国的制度设计。” 例如，拉丁美洲国家没有统一的收养机构。 一些美国父母即使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甚至六个月也可能找不到可以领养的孩子。 再比如，韩国并没有要求外国收养者必须去韩国接收养的孩子。 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人员会直接将孩子送到美国的一个机场，在那里养父母“付钱并交出孩子”。 韩国人认为，这可以节省美国夫妇前往其他国家旅行的费用，但大多数美国夫妇对此感到反感，认为这剥夺了他们亲眼目睹孩子出生国的机会——他们认为理解他们收养的孩子很重要 出生国的文化以及与其保持联系很重要。

另一方面，我国残疾儿童比例并不高，更多的弃婴是年轻、健康的女婴。 保罗·理查德和劳里·理查德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最终收养了一对具有斯拉夫血统的中国姐妹。 他们曾经考虑过收养一名俄罗斯儿童，但他们发现“俄罗斯的许多被遗弃的孩子都来自酗酒的母亲”。  “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例，记录很少”，而中国的儿童，甚至是被遗弃的儿童，总体上“更健康，得到更好的照顾”。

与美国国内收养相比，在发展中国家收养孩子无疑要容易得多。 美国实行“公开收养”模式，这意味着被收养孩子的亲生父母不仅参与整个收养决定，而且有权干预养育过程——一旦他们改变主意想要孩子回来后，无论孩子被领养多久，优先权都归亲生父母所有。 对于美国的养父母来说，这种制度提供的安全感太少了。 种族隔离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大多数人如何限制自己的言行以确保政治正确，白人夫妇愿意收养黑人孩子的比例从未增加。 而黑人孩子的亲生母亲更愿意让外国人收养自己的孩子。

虽然这对孩子来说很残酷，但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收养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供需明确的市场：需求方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被收养者，而中国、俄罗斯、中美洲、东南亚成为儿童输出国。 日益严重的供需失衡也导致跨国收养中拐卖儿童事件频发。  2013年，俄罗斯因美国遗弃和虐待收养儿童问题，暂停与美国的跨国收养，并要求缔结双边条约，保护被收养的俄罗斯儿童。

▲ 2015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莎拉·博斯在被收养前皮肤就被烧伤。如今，莎拉的父母坚持为她清洗和包扎伤口

领养悬崖

《双胞胎姐妹》中的米娅和亚历山德拉是幸运的——米娅生活在最多元化、最开放的国家加利福尼亚州，而亚历山德拉一家则生活在偏远而宁静的北欧乡村。 他们跨越了容易发生悲剧的“收养悬崖”：比如文化障碍造成的身份障碍，甚至是隐性或显性的种族歧视。

更重要的是，他们保留了彼此：血缘姐妹，这给了他们与普通收养儿童相比不可估量的安全感。  “虽然我们非常爱他们，但有时我还是觉得，如果他们不能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一定会感到孤独。” 米娅的母亲安吉拉是这样认为的，爱情总有被怀疑的时刻：比如误会的时刻。 血缘联系是写在基因里的，自然带来安全感，更有确定性。

但童话故事也有其反面——根据南佛罗里达大学托尼·谭教授对国际收养儿童的长期研究，94%的收养儿童都必须经历寻找身份的艰难过程。 对于亚洲人来说，由于基因、文化与西方的显着差异，这个过程会更加复杂。 与养父母明显的肤色差异必然会给孩子带来痛苦：太明显地暴露了孩子是被收养的事实。 感受到这一点后，很多孩子都会产生难免的不适，甚至焦虑。

2014年底，俄亥俄州领养的中国女孩埃米莉·奥尔森在自己的房间里开枪自杀。 她当时只有13岁。  2002年，当她的养父马克·奥尔森（Marc Olsen）和妻子将襁褓中的她从中国带到美国东北部这个名为费尔菲尔德（Fairfield）的传统小镇时，这对善良的夫妇万万没想到，这里会成为噩梦的开始。

小镇上几乎全是白人，艾米丽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亚洲人之一。 在父亲的印象中，随着艾米丽的成绩越来越高，她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学校里总有人招惹她，你怎么这么黑？ 无论你打扮得怎样，你都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的父母可以算作你的父母吗？” 五年级后，成绩优异的艾米丽开始故意考试不及格，因为她想退学，因为校园里对她中国身份的攻击已经从口头演变为网络。  13岁的艾米丽因不堪重负最终在房间里开枪自杀。 不过，学校声称对她的死亡不负有责任，因为“没有收到艾米丽关于校园欺凌的任何投诉”。 这让奥尔森夫妇又伤心又愤怒：“他们都没有考虑过我们女儿的感受。歧视不需要拳头。”

而最根本的是，养父母有时可能会高估爱的功效。 许多被收养的孩子面临着“我被亲生父母放弃”这一元命题的痛苦可能无法用爱来修复。

然而，对于具体的收养夫妇来说，许多严厉的指控却很难成立。 劳拉·克伦德（Laura Klunder）——1985年被送往芝加哥机场的韩国女孩。如今，她毅然离开美国养父母，返回首尔，致力于反对国际收养。 尽管她在威斯康星州养父母舒适的家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温馨的家庭生活，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社会的白人父母，她无法在孩子们走出家门后保护他们。 。

劳拉就读于一所路德教会学校，多年来她在学校里被男孩们嘲笑：“你的皮肤为什么这么脏？”  “你看起来就像一个黑色的芭比娃娃。”  “你摔倒在上面吗？”  “在泥里？” 她的养父母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承认他们对我的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缺点。” 但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种族在他们黄皮肤女儿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多么重要啊。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看不出肤色有任何差异。” 劳拉认为这很可笑，甚至怀疑父母有“同化”她的欲望：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她的肤色和种族，甚至想让劳拉也忘记“我是韩国人”而默默地变成了白人。 如果他们真的接受的话，他们应该说：对不起，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仍然发生，让我们共同面对。

一些养父母认为，与亚裔孩子的冲突更多是由于后者青春期的叛逆，但劳拉用行动反击了这一点。 成年后，她首先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工作研究生学位，然后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010年，26岁的她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首尔。 她想和和她长得一样的人住在一起，想打开电视看到和她肤色一样的偶像，想找到和她有同样“不幸经历”的人面对面聊天，并想知道去哪里。 然后他们被视为少数群体。 这些是劳拉从十几岁起就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她的韩语不是很好，但她决定从头学起。

在以画廊和酒吧闻名的韩国首尔弘大区，至少有500名像来自ASK（韩国收养支持组织）的劳拉这样离开收养国回到韩国定居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希望与韩国、他们的亲生父母和其他被收养者建立联系。”

她们一起吃饭、聊天、互相介绍工作、讨论韩国女性的地位、亚洲单亲母亲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跨国收养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在劳拉看来，这是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一次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第二次是被祖国抛弃。” 作为亚洲人，明显的肤色差异让他们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提醒自己被“领养”的处境，而第一代养父母本身却缺乏帮助——或者说陪伴孩子共同面对的能力。 跨文化加上被收养的双重困惑。 一些愤愤不平的收养儿童可能会觉得自己被祖国变成了流亡婴儿，甚至还从中获利。 其中的积极分子开始组织一场名为“ASK 反对国际收养”的运动。 他们出售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个哭泣的婴儿的照片，婴儿的屁股上有一个大印记，上面写着“韩国制造”。

韩蒙在采访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中国——即使是第一批收养的孩子也还太小。 他们刚刚成年，可能刚刚开始做出人生中第一个重大决定。 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今天的父母在意识更新的育儿导师的指导下，普遍持有与劳拉父母不同的想法。 很少有人回避种族和肤色等问题。 鼓励被收养的孩子从小就学习。 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被安排去不止一次的寻根之旅。

接受韩萌采访的美国家长大多表示，如果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想找到亲生父母，一定会帮助他们。 有些父母比对自己身份感到困惑的孩子更努力地学习中国文化。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类感觉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可能性。 无论您是谁，包括被收养的孩子，在互联网上都很容易找到像您这样的人。 比如，在俄亥俄州那个偏僻的小镇，如果14岁的劳拉能够在她第一次被激怒之前的那个夏天，通过Facebook上的ASK找到其他韩国被收养者，他们就可以分享彼此的痛苦，甚至组织线下聚会研究对策——异国他乡的生活对她来说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换句话说，亚洲的孤儿也能摆脱孤独。

轩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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