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未来5年中国将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举个栗子

林毅夫教授目前担任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现在全国上下正在齐心协力，抗击肺炎疫情。各个地方也在加班加点，为明年全国人大即将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在各个地方的落实做好准备。我倡导的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因此，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谈谈怎么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为各个地方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十四五”规划的三个鲜明特征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目前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5%，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会从15%增加到34%。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珠海、南京、武汉、宁波、无锡、常州、鄂尔多斯，总人口达1.5亿；同时也有像甘肃、山西、云南等等，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币左右。在这样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里面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期间，也将是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地方怎样根据各个地方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来制定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这是各位关心的课题，也是奉行“知成一体”的新结构经济学所要思考的课题。

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各地经济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上述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

但是怎么样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为什么必须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因为只有发展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才会最低，这是构成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市场上面的竞争不仅是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除了生产成本以外，还包含决定于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好坏的交易成本。

怎么样让企业家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成本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以及怎么样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前者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些要素在这个地方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就应该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如果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那资本就要相对便宜。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要素价格体系，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多利用那些丰富的、廉价的要素，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贵的要素，企业家选择的技术，就会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技术，所进入的产业就会是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怎么样才能形成能够充分反映各个地方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就要求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是充分竞争的“有效的市场”，这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制度基础。

不过竞争的市场固然能够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但这影响到的只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要变成竞争优势，还需要有和所要发展的产业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企业家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政府帮助协调或有政府来提供。所以，要按各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除了有效市场之外，还需要有“有为的政府”，根据各个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家把当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所以经济要快速发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两只手都要硬。

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因势利导”和“倒弹琵琶”

各个地方在“十四五”期间，怎么运用按照当地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制定规划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如何操作？新结构经济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根据三个维度来划分。这三个维度是：第一，现有的产业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到底是已经在全国全世界的技术前沿，还是在全国全世界的内部，和前沿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这个产业到底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否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丧失比较优势？第三，这个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到底是短周期，半年、一年、18个月的研发就可以有新产品、新技术，还是长周期，要得到新产品新技术这个研发，要10年、20年有的甚至要30年，才有新产品新技术？新结构经济学根据这三个维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5种不同类型的产业。

第一种类型是追赶型，这种产业当地现在有或者正准备进入，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质量比较差，价格比较低，固然也有市场需求，并且能盈利，代表在这个水平的产品市场上有比较优势，但是和发达的国家的产品比，价格差了好几倍，像一些装备、工作母机，我国的卖100万美元，瑞士、德国的可以卖300万美元、500万美元，这样的产业属于追赶型。

第二类领先型，我国的产品、技术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或是接近世界的最前沿，家电产业、华为生产的5G通讯设备等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转进型，通常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过去是世界领先，但是由于工资上涨非常快，我国在这类产业中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这类产业称为转进型是因为有部分企业需要进入到附加值较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建立品牌，从事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那部分必须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内地，或是海外去创造第二春。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这类产业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品、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通常半年、12个月、18个月，就有一代新产品新技术。由于它的研发周期特别短，最重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包括高科技人才和对市场方向把握非常好的企业，金融物资资本所需相对较少。以“人、机器、资源智能互联”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大多集中在这种换道超车型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以后二三百年的发展和积累，金融、物质资本比我国丰富，但是在后天的教育以及先天的天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本上我国没有什么劣势，所以，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换道超车型产业上，我国和发达国家可以齐头并进，并且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典型，像华为、中兴、大疆、科大讯飞、阿里、腾讯、百度。在这些产业上我国可以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竞争。

第五类是战略型，这种产业和第四类换道超车型产业特性正好相反，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长，10年，20年，有时候更长，要有高人力资本投入，也要有高金融、高物质资本投入。我国即使跨过12,7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相比于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万多美元，我国也不过只有1/4不到。在这类产业上我国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这类产业影响到国防和经济安全，不能没有，否则国防安全会受到威胁，经济上也可能会像目前一些核心芯片那样出现被“卡脖子”的情形，所以，我国也必须去发展。

6月24日，毕节市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大坝正在建设中，这是“十三五”期间国家分步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图：新华社）

各个地方的产业都可以分成这五种类型，这五类产业各个地方的政府如何在市场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来促进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势利导”，二是“倒弹琵琶”。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如果是追赶型，当地的产业是在低水平的产品和质量上有比较优势，但是跟发达国家来比，技术还相对落后，怎样来缩小技术差距？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要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佣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是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各个地方的政府要分析现有的产业状况，了解企业的需要，帮助当地企业克服在技术追赶上可能面对的困难，帮助企业更快地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水平。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在基础科研（R）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D）中，企业对开发（D）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可以获得专利，可以获得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利润，成功以后回报非常高。但是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面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基础科研（R）的突破，基础科研的成果是一篇论文，是一个公共产品，一般企业不太愿意在这方面耗费资源。可是要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那么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力通过设立国家实验室，省、地级的实验室，建立产学研合作，支持领先型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帮助企业克服基础科研上面的瓶颈。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劳动力太密集，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各个地方的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这样的产业。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它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进入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其中的生产加工部分如果“机器换人”成本还太高，则需要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省份，或是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对进入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所需要的人才，如设计人才，地方政府设立职业培训学校帮这些企业培养人才，如果转型为面向全国全世界市场渠道中心，地方政府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对于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创造第二春的企业，当地政府可以组织企业抱团和承接地的政府对接，在承接地筑巢引凤，让转移过去的企业能够很快的焕发出新的青春。

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里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这类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怎样把有天分的人，集中来发展这种新的产业？如果当地已经有很好的大学，会有很多人才；如果大学较少，比如像深圳，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把企业和人才招引进来。中国有些省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像设立梦想小镇，能够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那个地方脑力激荡，开发新产品、新概念、新技术、新业态。新一代产品开发出来要大规模生产，或开发出新的生产、营业模式的时候，也需要资本投入，这就要把风险资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引导基金，支持创新型企业和吸引风险资本来投资。

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财政补贴。六七十年代很多三线建设就属于这种方式。由于中美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在“十四五”期间战略型产业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项目总要落地，各个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让这个产业能落地生根，并为下面所要谈的“倒弹琵琶”创造条件。

通常战略型产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的产业链“倒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成功的例子不少，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能够生产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飞机发动机、雷达等国防军工最前沿的产品。改革开放以后，绵阳的长虹电气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雷达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资本和技术较雷达低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内最有名的彩电品牌。重庆也是一个重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坦克，90年代利用其技术和产业配套的优势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有竞争力的摩托车生产基地。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除了按照当地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之外，如果有战略型产业也可以“倒弹琵琶”，下个资本和技术台阶，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进行军民结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有大的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新的民用产业。

很高兴有机会向各位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以及怎么运用这个思路于政策制定的实践上。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本着“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理念，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同仁乐意以所知贡献于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并以此来进一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