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墨天 编辑:黄主任/戴老板
谈及大萧条,世人只知1929,却不知道美国最接近崩溃的时刻不是1929,而是1932。
那一年,主板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跌到了1929年的11%,投资者损失的钱够美国打三次第一次世界大战。5000多家银行倒闭,86000家企业停工,273000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而刚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后浪青年们发现,应聘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需要大学本科学位。
1929年的大萧条由股市崩盘引发,疯狂的资产抛售加剧了流动性危机,但美联储反而收缩货币供应,导致银行、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全面崩坏。到1932年美国经济几近停摆:跟1929年相比,全美工资总额减少了60%,分红减少了57%,但要偿还的利息只减少了3.5%[8]。
1932年6月,近两万名一战老兵聚集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要求政府兑现承诺的抚恤金。僵持一个月后,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派出了麦克阿瑟、巴顿等领衔的超豪华阵容负责驱赶老兵,未来的二战英雄们以“有共产党指使“为由强力清场,最终导致4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尽管直到1933年末才得到美国的承认,但苏联在萧条之下成了灯塔: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列,并将苏联形容为“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并号召“把共产主义从共产党手里抢过来”,而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贸易公司,每天居然能收到350份移民申请。
更有意思的一幕发生在12月。2500多人聚集国会山的台阶上高声呼吁“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手拿催泪弹和防暴枪的警察将他们全部关到一个临时营地,不给水和食物,也不让上厕所。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之后,抗议者们才被释放,离开时,他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1]: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明显在松动,以至于胡佛在1932年8月接受连任提名时特意反驳道:“……有些人很胆小,以至于怀疑我们的制度是否正当和有效,以至于认为,为了治疗我们的弊病,我们就必须转向国家控制的或国家指导的社会或经济制度。那不是自由主义,那是爆政。”
不过那会儿的胡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的竞选车队途径底特律时,人们高举的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残杀退伍军人的凶手、弄垮银行的罪魁祸首、枪杀老兵的子弹。”群众一边喊着“绞死胡佛”,一边向他投掷西红柿和鸡蛋。
病急求医的国家不光是美国。在1932年这一年,英国失业率超过了20%,10月爆发了向伦敦进发的全英“饥饿进军”;澳大利亚失业率达到29%,悉尼出现严重的内乱;德国和日本则已经放弃治疗——关东军的狂热军官们刚刚炸了柳条湖,而纳粹党则新晋为德国第一大党。
所以回到1932年,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资本主义能救美国,还是美国能救资本主义?
01. 沸腾再来四年繁荣!
——胡佛1928年竞选口号
1919年1月,处理一战分赃问题的巴黎和会召开,合约的初稿整整草拟了五个月,各国讨论的焦点是:德国人最多能赔我们多少钱?
日后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当时担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他认为德国最多只能承受100亿美元的赔款,并且欧洲有义务帮助德国恢复工业生产。但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却坚持要德国赔偿330亿美元,同时剥夺工业生产能力,让凯恩斯目瞪狗呆。
让德国赔钱的理由有很多:除了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刻骨恨意之外,战胜国的债务困局也是重要原因: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欠了美国巨额的战争债务,而美国人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正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说:“钱是他们向我们借的,不是吗?”
闷声发大财的美国是一战唯一的赢家,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并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出口转向了消费。当欧洲的战争创伤还没愈合的时候,美国人民跑步进入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汽车工业是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1914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建立起了第一条T型车装配线。作为唯一的一个在《我的奋斗》里被希特勒赞扬的美国人,亨利·福特一方面持有强烈的反犹思想,一方面把工人日薪翻倍提高到5美元,认为一部分美国人民应该先富起来。
在福特公司的带动下,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快消品。192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达到了900万辆,随之诞生的货运卡车和拖拉机也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工作和生活。汽车的辅助性行业如燃油业、公路建造、钢铁业和橡胶业也急速发展,冰箱、洗衣机也在1920年代进入千家万户。
芝加哥街景,1920年代
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势让柯立芝总统顺利拿下了1924年的大选,尽管有人讽刺说柯立芝的经济政策是:“总的来说,美国人的事就是做买卖。”但繁荣的确为美国带来了各种自信和理直气壮,人们相信未来的生活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并把这种自信带到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佛罗里达州完美诠释了楼市的狂热,当时迈阿密有1/4的人口都在炒房炒地皮,每一寸可供开发的土地都在疯涨,跟90年代的海南几乎一模一样。在1925年夏季的某一天,迈阿密当地的《每日新闻报》刊登了整整504页的房地产广告, 创下了报纸发行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股市也开始持续上扬,几十万民众不断投入金钱购买股票,他们认为下一个十年美国一定会继续蒸蒸日上。向炒股者配资也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利率动辄高达20%。20年代,人们可以借经纪人贷款来炒股——只需要支付全款的10%,只要股票一直上涨,一切都好说。
在一片繁荣中,隐忧被埋下了。美国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购买力的严重失衡: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方面由于工资增长缓慢,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贫富差距不断扩大[8]。
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是在各种垄断联盟的掩护下,转化成利润和分红,流进了企业家和华尔街的腰包,进而又转化成耐用品领域的投资,形成更多产能。一旦消费者的工资和加杠杆(如借钱消费)链条被打断,就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一个亘古未变的事实是:繁荣能够掩盖一切问题。只要蛋糕还在做大,一切就可以继续脆弱的运转下去。
在1928年初,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经济过热,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称大多数股票被明显高估。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人预言危机将要到来。到了五月下旬,股市大幅震荡,并在六月开启了连续下跌。纽约的报纸迫不及待放出大新闻:华尔街牛市崩盘,惊天巨雷震动全球[3]。
但灾难的预言只实现了一半,1928年6月14日,在河北唐山开滦煤矿骗来第一桶金的赫伯特·胡佛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媒体早已将他钦点为下一任的总统,股市则再度扭头向上,挨了虚晃一枪的人们更加得意忘形,甚至给大牛市取了个新名字——另一个繁荣的四年。
采矿工程师出身的胡佛,1928年
到了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英、法、德的总和。汽车在飞驰,机器在轰鸣,摩天大楼映衬着衣着时髦的红男绿女。经济蒸蒸日上,股市节节高升,所有美国人都觉得,既然世界大战都打完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呢?
1929年3月,柯立芝总统在卸任时的演讲上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这进度比62%高多了。
02. 萧条近来的股市下挫,为今年第四季度的大牛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波士顿新闻报》发自股市崩盘前夜
大牛市在1929年10月初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开始便开始出现大幅回调。不过人们觉得牛市多暴跌,属于“技术性调整“。
然而, Montgomery-Ward公司在10月24日拉开了崩盘的序幕,开盘仅两小时这家被誉为时代先驱的百货公司就从83美元跌倒了50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则从68.75美元跌到44.5美元。紧跟着,美国钢铁、通用电气等蓝筹陆续崩盘,短短一上午就吐出了几个月积累的涨幅。
午餐时间,华尔街六家最大的投行聚集在J.P.Morgan的办公室,同意每家出资4000万美元救市。局面一度有所好转,但马上又掉头向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恐慌无限蔓延,300亿美元的财富从华尔街消失,连带反应是经纪人贷款的全盘崩溃,30亿美元的贷款被清盘[3]。
繁荣不仅仅是一堆经济数据,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企业不切实际的扩张已经非常严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也被牛市所掩盖了。大牛市不仅是商业周期的巅峰,也是美国人思想与情感周期的顶峰。新总统胡佛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繁荣走到了尽头,一个沸腾的时代就此终结。
1929年11月,胡佛把杜邦、福特、美孚石油这些工业巨头召集到白宫,提出了不停工、不裁员、不降薪的号召以稳住就业,紧接着又向所有州长发电报,敦促各州基建项目尽快上马,同时一边降低贴现利率,一边建议濒临倒闭的银行向美联储申请贴现贷款,刺激信贷扩张。
种种措施之下,股市在1930年初奇迹般地出现回升。面对复苏苗头,美国劳工联盟主席William Green喜不自胜,发表了一系列以“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的演讲。那年夏天,当一个宗教团体要求胡佛为基建提供支持时,总统回复他说,”你来晚了60天,萧条已经结束了[2]。“
不幸的是,胡佛不顾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在1930年6月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直接将经济推向了深渊。
这一愚蠢的法案由两位共和党议员Reed Smoot和Willis C. Hawley推动,打着贸易保护的旗号,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关税,并迅速引来了欧洲国家的反制和报复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19世纪以来确立的世界贸易体系随之崩溃。
Smoot和Hawley在宣传关税法案,1930年
危机蔓延到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自带通缩属性的金本位,但美联储却做出了第二个愚蠢决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维护金本位。这对于正面临通货紧缩和流动性危机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到了1931年年底已有近3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15.9%。
排队领免费午餐的人,1931年
经济萧条必然会导致联邦政府税收减少,赤字激增。当时,距离凯恩斯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出版还有5年,“政府需要平衡预算”是无可争议的国际共识。所以当胡佛要求国会增加税收以平衡财政时,共和党和民主党竟然罕见的团结一致表示支持。
这最终酿成了美国在萧条中的第三个昏招——《1932年税收法案》。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大幅提高,地产遗产税直接涨了一倍,就连战时货物税也重新开始征收,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火锅底料。结果就是不但赤字没抹平,经济也再遭重创,道琼斯指数直接跌到41.22点。
41.22点只比道琼斯指数在1896年诞生时多了0.25点[5],不知道两年后上任美国证监会主席的老肯尼迪,有没有喊过“蓝筹股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这种金句。
接二连三的骚操作让胡佛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美国也步入了崩溃的边缘:短期国债利率居然变成了负值,这意味着大量投资者都想把钱投到有国家信誉保证的地方——哪怕收益是负的。紧接着,1932年11月,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胡佛成为新总统。
摆在新总统面前的是个烂摊子:危机看不到尽头,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社团盛行,上层知识分子也纷纷走公知路线,连《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都在读马克思,并在日记里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1]。”
当然,美国虽然要警惕左,主要还是得防止右。当时一位纽约州的众议员写信给即将上任的罗斯福,称共和党员们已经准备好“赋予你一切需要的权力”。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戴维·里德的话则直白的多:“如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踩者,那么就是现在[1]。”
罗斯福宣誓就职,1933年
1933年3月4日,被寄予厚望的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就职演说,上百万美国民众通过收音机听完了这场振奋人心的演讲,白宫在演讲结束后的第一周收到了45万封来信,为了处理邮件,联邦政府不得不紧急招聘了70名书记员[2]。
同一天,美国的银行系统和股票交易所相继关门停业,资本主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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